流浪文豪笔下的镇南人——纪念艾芜诞辰110周年

作者:普显宏 日期:2016-03-07 来源:南华县彝族文献资源库点击:3529  字号: 手机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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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今年6月20日,是中国文坛巨匠艾芜诞辰110周年。“流浪文豪”艾芜(1904~1992年) ,原名汤道耕,1934年1月16日在上海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上发表了一篇《走夷方》的纪实散文,写了一个唱着镇南州(今我南华县)歌谣的中年男人。文章开头作家这样写到:

      男走夷方,女多居孀;生还发疫,死弃道旁。听着暂时聚会的旅伴,拖起漫长的声音,在唱镇南州人唱的歌谣时,轻烟也似的忧郁,便悄悄地绕在我的心上了。跟着他拐下山坡的那一阵,简直是缺乏了走路人应有的力气。

      艾芜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方式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,从成都南下流浪,于这年秋天流浪到昆明,身无分文的他,靠四处做杂役度日,后到昆明红十字会送诊处做义工,在此服务了一年半,也就是为混碗饭吃。1927年春节后,艾芜从昆明开始南行,途经我“九府通衢”的镇南州,于清明节前后流浪到滇西德宏州。一路上不论多么艰苦,艾芜都带着他心爱的书籍、稿纸和笔,还有一个用细麻绳拴着的墨水瓶,每当有空闲下来,艾芜就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或大树绿荫下读书或写作。写作时,艾芜总是把墨水瓶用细麻绳挂在脖子上,在膝盖上铺开纸来写作。艾芜在滇缅边境八慕遇到我“走夷方”的镇南州人的时候,年仅二十三岁,带着好奇心和这个年龄特有的叛逆性格,与我镇南人有过一段精彩的对白。

      我的旅伴(一个中年人)说,在清明以前直至去年的九月,这个期间,这里是不缺少晴天的,每天都是好太阳,雨吗,一滴也瞧不见。现在呢,可就倒霉了,每天总得淋几场雨的。这里的雨,不象汉人地方的雨哪,又毒又可怕(很容易生病)的。还有那瘴气呵,瘴气!菩萨保佑!

      他说到这里,他的周身像突遭袭击一般,简直颤栗起来。随即好意地责备我,说是年轻人怎不在腊月间出来,现在来送死么?

      我一面听着他的话,一面真见了路上的傣族妇女,多是眉清目秀的,而且有的农家姑娘,竟比汉族女子反要美丽些。便说道,这里的人,不是活得很好么?

      这是夷人呀!他大声地驳斥我,随即举出许多汉人在这里中了瘴毒的可怕情形来。我无话可说了,只有用一句话来抵他,即是说,那末,你现在又来夷方做什么呢?

      “天哪,这是为了要吃饭,为了要养家哪。”他愁苦地呻吟着。

      我因要在言语上战胜他,就微笑地答道:“我不是也同你一样的吗?”

      其实,那时我没有家,也不只是为了一己的生活,多半的原因,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,才像吉卜赛人似的,到处漂泊去。然而,为了要看看新奇的景物,便来到这么令人丧气的地方,自然心里也不免有些忧郁了。

      “那末,你也做我一样的生意吗?”他闪着狡猾的眼睛。

      “什么?你做什么生意???”我倒问起他来。

      “呃呃??”他不答复了,只是哼着他的镇南州人的歌谣。

      后来走到八募原野,经缅甸的便衣巡警搜查时,才晓得他,我的老好的旅伴,是私贩鸦片烟的。倘如早知道,我便要装成他那么一副老成的面容,学他责备我一样,来贡献我的忠告的。但他却由那一次,连同禁物带到牢中去了,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。

      原来,艾芜笔下的这个“旅伴”、“走夷方”的镇南人,是个走私鸦片的私烟贩子,被缅甸警方查获关入了大牢。读着《走夷方》,我读出了镇南人民在旧社会的心酸和苦难;读着这些浸透了镇南民间俚语、俗语、口语、土语的文字,又倍感亲切;也读出了我们镇南人淳朴诚实,吃苦耐劳的性格。

      在艾芜漂泊异乡山野的这些年中,他当过马店伙计,当过小学教师、杂役和报纸副刊编辑。流浪途中长期与赶马人、鸦片烟贩子、偷马贼、私盐贩子等下层劳动人民朝夕相处,其中就有“走夷方”的我镇南州人,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。在缅甸仰光艾芜两次大病,睡在旅店无吃无喝下不了床,老板怕他病死在自己店里,骗他说领他去看病,被丢弃街头昏死过去,幸被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收留。后又因同情和参与缅甸的农民暴动,于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,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开始发表小说。

      艾芜在流浪途中与我镇南州人相遇结伴而行,时间应该是在1927年的4月份,地点在云南德宏州滇缅边境一带。艾芜这篇纪实散文是在事后1931年回到上海时才写的,给我的感觉,艾芜对当年在云南边疆流浪时遇到的这个镇南人印象十分深刻,对镇南歌谣非常熟悉,且对我这个镇南州人的特异性格十分偏爱。他不仅把我镇南州的这个中年男人绘声绘色写进了《走夷方》一文,还把他塑造成了《南行记》中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形象,永远留在了其不朽的文学作品里。不信?只要你再读读艾芜《南行记》中《我的旅伴》、《私烟贩子》、《伙伴》这三篇小说,你就会从中看到这个“走夷方”的镇南人的“伴旅”形象,就会从中看到镇南这个“私烟贩子”的影子。

      艾芜一生共经历过三次“南行”,三次都经过我自古就有“九府通衢”的南华县。第一次是1927年,这个写作时习惯在脖子上用细麻绳吊个墨水瓶的青年艾芜,从昆明流浪到滇西德宏,后来又漂泊到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,1931年回上海后写下了《南行记》一书,描绘了当时云南边疆的奇风异俗和美丽的边寨风光,《走夷方》便是涉及我南华县人和事的一篇佳作(但此篇不在《南行记》里,《南行记》是小说集,此文被作家收录于1935年出版的散文集《漂泊杂记》中,我发现许多作家都搞错了)。艾芜因写《南行记》与云南结缘,云南也因作家写了《南行记》而敬重作家艾芜,艾芜是云南人民的老朋友;艾芜既是四川人民的骄傲,也是我们云南人民的骄傲;艾芜爱云南,云南爱艾芜。1961年9月,也就是在艾芜第一次“南行”后的三十四年,他故地重游,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“南行”,同行的有老作家沙丁、林斤澜、刘真等,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写出了《南行记续篇》,再一次用笔赞美云南这块美丽的红土地。但前后两本《南行记》风格迥异,前者是作家对下层劳动人民(小偷、扒手、强盗、流浪汉、偷马贼、私烟贩子、赶马人、抬滑竿的、盐贩子,也包括自己)被压迫、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真实控诉,“文字像陈旧的二胡,来来回回拉着忧伤”。而后者则是对新中国天翻地覆变化的一片赞美之辞,心态变了,文风变了,其文学价值也变了,很多作家还是看好艾芜的第一部《南行记》。

      又二十年后,也就是1981年3月下旬,77岁高龄的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,开始了他的第三次“南行”,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有老作家高缨等人,那是一段令艾芜充满怀旧之情的美好日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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