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6月20日，是中国文坛巨匠艾芜诞辰110周年。“流浪文豪”艾芜（1904～1992年) ，原名汤道耕，1934年1月16日在上海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上发表了一篇《走夷方》的纪实散文，写了一个唱着镇南州（今我南华县）歌谣的中年男人。文章开头作家这样写到：
男走夷方，女多居孀；生还发疫，死弃道旁。听着暂时聚会的旅伴，拖起漫长的声音，在唱镇南州人唱的歌谣时，轻烟也似的忧郁，便悄悄地绕在我的心上了。跟着他拐下山坡的那一阵，简直是缺乏了走路人应有的力气。
艾芜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方式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，从成都南下流浪，于这年秋天流浪到昆明，身无分文的他，靠四处做杂役度日，后到昆明红十字会送诊处做义工，在此服务了一年半，也就是为混碗饭吃。1927年春节后，艾芜从昆明开始南行，途经我“九府通衢”的镇南州，于清明节前后流浪到滇西德宏州。一路上不论多么艰苦，艾芜都带着他心爱的书籍、稿纸和笔，还有一个用细麻绳拴着的墨水瓶，每当有空闲下来，艾芜就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或大树绿荫下读书或写作。写作时，艾芜总是把墨水瓶用细麻绳挂在脖子上，在膝盖上铺开纸来写作。艾芜在滇缅边境八慕遇到我“走夷方”的镇南州人的时候，年仅二十三岁，带着好奇心和这个年龄特有的叛逆性格，与我镇南人有过一段精彩的对白。
我的旅伴（一个中年人）说，在清明以前直至去年的九月，这个期间，这里是不缺少晴天的，每天都是好太阳，雨吗，一滴也瞧不见。现在呢，可就倒霉了，每天总得淋几场雨的。这里的雨，不象汉人地方的雨哪，又毒又可怕（很容易生病）的。还有那瘴气呵，瘴气！菩萨保佑！
他说到这里，他的周身像突遭袭击一般，简直颤栗起来。随即好意地责备我，说是年轻人怎不在腊月间出来，现在来送死么？
我一面听着他的话，一面真见了路上的傣族妇女，多是眉清目秀的，而且有的农家姑娘，竟比汉族女子反要美丽些。便说道，这里的人，不是活得很好么？
这是夷人呀！他大声地驳斥我，随即举出许多汉人在这里中了瘴毒的可怕情形来。我无话可说了，只有用一句话来抵他，即是说，那末，你现在又来夷方做什么呢？
“天哪，这是为了要吃饭，为了要养家哪。”他愁苦地呻吟着。
我因要在言语上战胜他，就微笑地答道：“我不是也同你一样的吗？”
其实，那时我没有家，也不只是为了一己的生活，多半的原因，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，才像吉卜赛人似的，到处漂泊去。然而，为了要看看新奇的景物，便来到这么令人丧气的地方，自然心里也不免有些忧郁了。
“那末，你也做我一样的生意吗？”他闪着狡猾的眼睛。
“什么？你做什么生意？??”我倒问起他来。
“呃呃??”他不答复了，只是哼着他的镇南州人的歌谣。
后来走到八募原野，经缅甸的便衣巡警搜查时，才晓得他，我的老好的旅伴，是私贩鸦片烟的。倘如早知道，我便要装成他那么一副老成的面容，学他责备我一样，来贡献我的忠告的。但他却由那一次，连同禁物带到牢中去了，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。
原来，艾芜笔下的这个“旅伴”、“走夷方”的镇南人，是个走私鸦片的私烟贩子，被缅甸警方查获关入了大牢。读着《走夷方》，我读出了镇南人民在旧社会的心酸和苦难；读着这些浸透了镇南民间俚语、俗语、口语、土语的文字，又倍感亲切；也读出了我们镇南人淳朴诚实，吃苦耐劳的性格。
在艾芜漂泊异乡山野的这些年中，他当过马店伙计，当过小学教师、杂役和报纸副刊编辑。流浪途中长期与赶马人、鸦片烟贩子、偷马贼、私盐贩子等下层劳动人民朝夕相处，其中就有“走夷方”的我镇南州人，为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。在缅甸仰光艾芜两次大病，睡在旅店无吃无喝下不了床，老板怕他病死在自己店里，骗他说领他去看病，被丢弃街头昏死过去，幸被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收留。后又因同情和参与缅甸的农民暴动，于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，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开始发表小说。
艾芜在流浪途中与我镇南州人相遇结伴而行，时间应该是在1927年的4月份，地点在云南德宏州滇缅边境一带。艾芜这篇纪实散文是在事后1931年回到上海时才写的，给我的感觉，艾芜对当年在云南边疆流浪时遇到的这个镇南人印象十分深刻，对镇南歌谣非常熟悉，且对我这个镇南州人的特异性格十分偏爱。他不仅把我镇南州的这个中年男人绘声绘色写进了《走夷方》一文，还把他塑造成了《南行记》中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形象，永远留在了其不朽的文学作品里。不信？只要你再读读艾芜《南行记》中《我的旅伴》、《私烟贩子》、《伙伴》这三篇小说，你就会从中看到这个“走夷方”的镇南人的“伴旅”形象，就会从中看到镇南这个“私烟贩子”的影子。
艾芜一生共经历过三次“南行”，三次都经过我自古就有“九府通衢”的南华县。第一次是1927年，这个写作时习惯在脖子上用细麻绳吊个墨水瓶的青年艾芜，从昆明流浪到滇西德宏，后来又漂泊到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，1931年回上海后写下了《南行记》一书，描绘了当时云南边疆的奇风异俗和美丽的边寨风光，《走夷方》便是涉及我南华县人和事的一篇佳作(但此篇不在《南行记》里，《南行记》是小说集，此文被作家收录于1935年出版的散文集《漂泊杂记》中，我发现许多作家都搞错了）。艾芜因写《南行记》与云南结缘，云南也因作家写了《南行记》而敬重作家艾芜，艾芜是云南人民的老朋友；艾芜既是四川人民的骄傲，也是我们云南人民的骄傲；艾芜爱云南，云南爱艾芜。1961年9月，也就是在艾芜第一次“南行”后的三十四年，他故地重游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“南行”，同行的有老作家沙丁、林斤澜、刘真等，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写出了《南行记续篇》，再一次用笔赞美云南这块美丽的红土地。但前后两本《南行记》风格迥异，前者是作家对下层劳动人民（小偷、扒手、强盗、流浪汉、偷马贼、私烟贩子、赶马人、抬滑竿的、盐贩子，也包括自己）被压迫、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真实控诉，“文字像陈旧的二胡，来来回回拉着忧伤”。而后者则是对新中国天翻地覆变化的一片赞美之辞，心态变了，文风变了，其文学价值也变了，很多作家还是看好艾芜的第一部《南行记》。
又二十年后，也就是1981年3月下旬，77岁高龄的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，开始了他的第三次“南行”，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有老作家高缨等人，那是一段令艾芜充满怀旧之情的美好日子。